人文学院院长、著名作家高建群应西部网约稿，于2017年3月27日在西部网发表文章《专家谈丨高建群：陕西文化自信的底气从何而来？》，以习近平总书记谈到要讲好中国故事为引，抒写自己对陕西文化自信的理解。现将全文转载如下：

习近平总书记谈到要讲好中国故事，陕西省委书记娄勤俭也谈到要讲好陕西故事。陕西作为中国文化重镇，从三秦大地上挖掘出我们的故事，将这些故事变为艺术，讲给世界听，我们责无旁贷。

说到文化自信，陕西从来不缺少文化自信。“关西大汉，击节而起，慷慨悲凉”，这曾是古人形容我们陕西人唱秦腔的情景，陕西自古就拥有着极强的文化自信。

我们的文化自信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：

首先就是是周秦汉唐的传统文化。中华农耕文明板块沿袭下来的周诗、周礼、周易、周乐，这些都是在陕西这块土地上产生的。“文王建丰,武王建镐”，中华民族现在的许多规范和礼仪，就是从当初的丰镐二京沿袭下来的。

进入先秦两汉，我们又经历了光辉灿烂的百家争鸣年代。到了唐代，陕西更是一个文化人聚集的地方。在长安城里，可能这棵树上李白曾经栓过马，那片高台上杜甫曾在此吟诵。彼时，中华大地上最优秀的文化人都聚集在陕西，开启我们灿烂的盛唐时代。

另一方面，为什么陕西出现了这么多的大作家？这跟革命文化的传统有关。

延安时期有三个文化“山头”，一是丁玲领导的“文抗”(全国文艺抗敌协会)，另一个是周扬领导的鲁艺，第三个就是柯仲平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文协。新中国成立后文协没有去北京，而是随西北局留在了西安，柯仲平担任首任主席，原文协机关刊物《群众周刊》主编胡采，继任主席。文协秘书长是著名歌曲《松花江上》的作者张寒晖。张寒晖当年病逝于延安，柯仲平作诗悼念说，文化山上葬寒晖，一把土来一把泪。

这些从延安走来的革命文艺家聚集在西安这座古城，让陕西成为中国的文化重镇。

后来，建国以后陕西文化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过3次重大的影响，处于万众瞩目地位。一个是60年代初，1961年以赵望云、石鲁为代表的长安画派轰动京城，成为建国以后画坛的三大流派之一。一个是80年代西部电影的辉煌，以西部电影教父吴天明为代表的西部电影走向世界，在那个时候西部电影就是中国电影的代名词，给我们带来了十年辉煌。第三个就是文学陕军的辉煌。

文学陕军的辉煌，首先我们要谈到建国初从延安走下来的老革命文艺家柳青，他的《创业史》到现在还被认为是建国以来长篇小说的代表作“三红一创”之一。还有我们写《保卫延安》的杜鹏程，写《风雪之夜》的王汶石以及作为新中国“石油文学”的开拓者之一、创作《柴达木手记》的李若冰。这一批老艺术家，对我们这一代有着言传身教的作用，告诉我们只要努力，是可以达到一定高度的。

1993年5月20日为纪念毛主席讲话，在北京召开《最后一个匈奴》的研讨会，“陕军东征”的口号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。高建群在会上讲，你们不要只关注高建群，陕西还有很多好作家也在写长篇，他们的长篇不久以后将面世。当时，陈忠实在创作《白鹿原》，贾平凹在创作《废都》，这些作家和作品后来掀起了轰动全国的“陕军东征”现象，一夜间洛阳纸贵。

高建群当时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，“我们不应该忘记另外一位著名的作家，路遥。”为什么陕西作家的长篇小说一下子在京城引起这么大的反响，这与1985年路遥倡议陕西作协组织的“长篇小说促进会”有关系。会上提出的口号是“文学最后的较量，就是长篇小说的较量。”会后，路遥继续背起行囊来到陕北，创作他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。

1988年出版的《平凡的世界》，应该说是开了“陕军东征”的先河。在“陕军东征”的年代，中国的长篇小说达到了一定的高度，缩短了和世界的距离，但是虽有又进入了一段时间的颓势，一直到现在。

高建群说，现在我们的综合国力已经跃升世界前列，但我们的文学依旧是第三世界的水平。所以，我们每一名艺术家都有责任来振兴中国的文学，否则我们会脸红羞愧。(文/高建群口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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